最近，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被驱逐出境。此前，她公开宣称美中关系涉及“文明冲突”并引起了很多批评。
“文明冲突论”即把世界划分为八个文明板块，预测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之间进行，世界将呈现文明间集团对抗的情况。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最大，但也受到了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田德文最近在《人民论坛》杂志文章中指出，“文明冲突论”是一种错误的理论，既没有预见到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形式，也没有阐明时代发展的大势。
那么，“文明的冲突”有什么问题呢？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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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论”错在哪里？
错误一：把“相关性”当做“因果性”
“文明的冲突”强调，不仅文明的差异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且文明部门内部也将形成一组国家，并与其他文明对抗。
错误二：完全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世界，看不到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忽略了国际合作
虽然后冷战时代的各种国际冲突从未消失，但国家间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很少有国家经历过暴力冲突。
错误三：不理解亚洲历史，从而提出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强调，中国崛起后中国必然会引发冲突;另一方面，它也认为“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
错误四：“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对抗性世界观看当代世界
这使得亨廷顿没有看到在冷战后时代建立一种开放，包容，互利和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势。
具体解读，请看全文：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学者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是最具影响力的，引起了最多的批评。
事实上，亨廷顿本人一再强调这一理论的简化和局限，但“作为一种简单的全球政治模式，它更能够解释比其他竞争对手更重要的现象。”
本文认为，这正是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现象。 “文明的冲突”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它没有预见到冷战后时代的国际冲突形式，也没有澄清时代的总趋势。不仅如此，这种理论在世界观层面上是消极的和破坏性的，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
“文明的冲突”将世界分为八个文明部分，并预测冷战后时期的国际冲突将在这些文明中进行。在文明边界的“断层线”地区，特别是在激烈冲突的情况下，世界将呈现文明群体对抗的局面。但是，从冷战结束到预期的未来，国际冲突实际上并没有显示出这种趋势。
在后冷战时代，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冲突主要涉及1991年和2003年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之间的战争。自2001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Qaeda两国之间的战争，以及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以及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这些战争都与伊斯兰教有关，但它们并没有像“文明的冲突”所强调的那样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接触。由于西方军队在伊拉克的两次军事行动得到了中东伊斯兰盟友的支持，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也得到了许多当地部落的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西方集团正在伪装南斯拉夫，支持当地穆斯林的“民族自决”超出了“文明的冲突”。
在2011年至2018年的叙利亚内战中，美国及其中东盟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该反对派试图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无论其中有多少人是伊斯兰宗教极端分子，而俄罗斯和伊朗支持萨德尔政权。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广泛参与国际势力的叙利亚内战是伊斯兰教中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战争。 “文明的冲突”强调团体与外部之间没有对抗。出现。可以看出，“文明的冲突”完全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现状及其原因。
作为着名的政治学家，亨廷顿当然知道国际冲突与利益有关。他提出，“文明的冲突”旨在找出利益冲突背后的原因，并强调“价值，文化和制度深刻地影响着各国如何定义自己的利益”。具有相似文化和机构的国家将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
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国际冲突可能并非不合理，但它并不新鲜，“文明冲突论”的特点是将文化差异的作用推到极致，强调不仅文明差异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而且文明板块内部将形成国家集团并与其他文明对抗。这就犯了把“相关性”当做“因果性”武断立论的逻辑错误，使得“文明冲突论”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真实原因。
在世界观层面，“文明的冲突”是一种有害的理论。解释当前与“文明”的冲突并预测未来的冲突只会在扩大冲突范围和制造更多不和谐方面发挥作用。中国古代人说“家庭不应该解决问题”，解释国际冲突之间的国家之间的“斗争”作为“群体斗争”理论至少不是善良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冲突”可能只对解决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具有负面意义。
文明差异未必造成文明冲突
不争的事实是，世界各地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各种文明在价值追求，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的共性越来越不可否认，因为经济全球化使过去的地方和国家自给自足。它已被各种族的各个方面和相互依赖所取代。
物质的产生与精神的产生是一样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已成为公共财产。国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因此许多种国家和地方文学形成了一个文学世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全球文明”的形成并非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到目前为止具有优势的“西方文明”，是一种超越文明差异，具有人性共性的新文明。
由于“文明冲突”的基础是文明的差异，亨廷顿坚决否认文明共性的存在和意义。他引用哈维尔的话来强调“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但是一张薄薄的”“涵盖或隐藏了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态度。”在西化中，它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遍文明，也没有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化。西方消费模式和流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并没有创造出西方式的普遍文明。因为“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伟大的迈克'。”应该说，亨廷顿否认西方普遍主义并没有错。
但是，由于他完全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世界，所以看不到日益强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进而忽略了作为国际关系常态和主流的国际合作。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只有在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才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否则，它是消极和破坏性的。 “文明的冲突”是一个错误的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秉持与“文明冲突论”完全相反的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而“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文明可以通过超越文明和超越文明，超越文明和与文明的冲突，超越文明和文明与文明来实现。
这种文明观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础，因为只有“超越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游戏的旧观念”，我们才能谈论建立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事实上，中国的这种新文明观并不仅是一种国际善意的表态，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虽然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从未消失，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流仍然是合作而非对抗。很少有国家经历过暴力冲突。亨廷顿的预言是由文明组成的。该组织相互面对的情况从未发生过。
制造中国威胁论
“文明的冲突”预示着未来世界的两个主要冲突点，一个是伊斯兰文明，另一个是中国文明。关于中华文明，亨廷顿的观点是，在中国崛起之后，它将成为一个霸权国家，最终将与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生冲突。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使其在东亚寻求霸权地位。这一目标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历了外部扩张，自我扩张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增加了。之后不会采取同样的方法。“
这种“国家权力必须霸权”的逻辑开启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威胁论”的先例。后来的理论基本上没有与这个想法分开。
在解释中国的威胁理论时，亨廷顿首先强调“亚洲是多元文明的大杂烩。在东亚，有六个不同文明的不同社会.它可以在18世纪和19世纪与欧洲国家进行比较与这种关系相比，它充满了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标志着多极化形势。“据推断，”中国在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恢复其在东亚的传统霸权。强迫其他国家“骑车”并适应这种发展，或“平衡权力平衡”并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的可能性。
至于“东亚历史上没有欧洲式的霸权战争”这一无可争议的事实，他的解释是“亚洲人普遍接受等级制度”意味着亚洲国家历史上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霸权地位。这种叙述是对亚洲历史的严重误解，因为在历史上，中国既没有在亚洲推广自己的价值观，也没有记录到领土扩张。即使在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中国也从未成为西方霸权国家。
亨廷顿的中国威胁论在逻辑上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强调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冲突;另一方面，它也认为“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但“会削弱美国和西方的影响力，迫使美国接受它曾试图阻止的历史：世界的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主宰，“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竞争，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遍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一起生活。”我愿意看到我决定太平洋另一边事务的能力显着下降。“如果我们取代”霸权“的明显词汇，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中性的整体国力增长，那么中国的威胁是什么？崛起对美国“不习惯”和亚洲与世界和平有什么影响？
亨廷顿之所以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看到了中国威胁，原因之一是预见到了中国国力增长对西方霸权的制约，原因之二是不理解亚洲的历史。他简要地比较了亚洲和欧洲的历史。他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冲突，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变得难以想象。但东亚局势并非如此.欧洲的过去可能是亚洲的未来“。但是，由于亚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欧洲式的权力模式，为什么未来两次大战的成本会在欧洲重演呢？为什么亚洲文明不能以开放和包容的方式推动“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冲突”？这些问题可能不是亨廷顿从文明冲突的角度看待和回答的问题。
“文明冲突论”根源是西方对抗性世界观
从世界观的层面看，“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这就使亨廷顿看不到后冷战时代建构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历史大势。在全球化时代，地球正在成为一个“公共空间”，达到了中国古代的说法：“天空无私，土地不私密，太阳和月亮无私，时间是无私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任何国际冲突都将成为世界的灾难。因此，时代对理论家的使命应该是解决冲突，而不是构建更大的冲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挥“做美德和四面”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出现了许多基于身份的国际冲突。亨廷顿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在后冷战时代，各国都面临着“寻找敌人”的任务，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讨厌非 - 家庭，我们将爱我的家人是不可能的。“这种对抗性思维方式与新时期中国外交继承的“中国智慧”不相适应。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与西方一神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 “由于世界的概念有望将所有外部性转化为内在性，它在逻辑上排除了难以理解的敌人，绝对持不同政见者或精神敌人的概念，这种概念排除了异教的概念。这与一神论不同。思维的形式，虽然欧洲的基督教已经堕落为一种精神象征，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异教的概念已经转变为影响政治和文化叙事的固定思维模式。如果找不到任何人或敌人，西方政治似乎失去了风向标，甚至失去了激情和动力。“
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已成大势所趋。对于习惯于霸权地位的西方国家来说，这绝对是一种需要适应和习惯的变化。亨廷顿看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相互影响，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但“西方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仍然引起他的焦虑，然后担心没有西方“主导”世界将陷入更大的冲突。
然而，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恰恰是某些西方国家继续用这种对抗性的世界观来看待新的世界，才让自己和别人在后冷战时代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许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和实际成本。
来自| 7月份人民论坛杂志
原创编辑|潘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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